案：光华这几年的改革很有成效。很多人只看到了光华的有钱、光华人的“狂”，却没有看到光华在学术方面为北大社会科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光华在SSCI上被引用的论文占了北大半壁江山）本学期上张维迎老师的《博弈论》，其间谈到了很多北大的制度改革。学校里、网上都曾有一些攻击张老师的言论，但以我自己的接触，张老师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和魄力的优秀知识分子。以下内容虽属个例，也不乏偶然性，但确实是建国后中国高校博士直接被美国高校聘用的第一例。

人物名片：曾玉萍，本科、硕士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就读于北大光华北战略管理系，是该系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2008年2月，曾玉萍接到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聘书，将于秋季赴任该校管理学助理教授，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大学获得教职的北京大学企业管理学专业博士毕业生。

“终于不用再发申请了！我要向家人和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说声‘谢谢’！”2008年2月15日，曾玉萍正式接到通知，被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Edwardville, SIUE)聘为助理教授。

与世界接轨  成功绝非偶然

采访中，曾玉萍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四方面的因素：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背景、推荐人的学术影响力、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个人对新社会和文化的接受和融入。

光华管理学院鼓励博士学生积极参加实践，包括出国访学。这为曾玉萍这样的学生提供了国际化的发展平台，也使得曾玉萍享受了许多优越的教育政策：包括以北美体系培养博士生、配备具有北美学校博士生学历的教授授课、吸引各国学者交流访问以及为学生提供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等。这期间，她曾作为大会秘书长成功组织承办了2006年国际商会学会的年会；结识了在光华访学的韩国大学(Korea University)Sea-Jing Chang教授，后来他成为曾玉萍的推荐人之一；而在管理学界几个重要国际会议上，她也有数篇文章入选被宣读。后来，她以优异的表现获得奖学金赴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Fisher商学院(College of Business, The Ohio State Unviersity) 访学，并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独立教授一门本科毕业班必修的课程(Capstone Course)，同时协助国际商务领域知名学者Oded Shenkar教授讲授一门MBA课程。

对比在光华和在Fisher大学的日子，曾玉萍认为，光华的博士生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与Fisher看齐，在有些方面，光华甚至有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在光华的四年学习中，她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自己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并在研究能力上受到了很好的训练。在Fisher商学院访学一年多里，更加深了这种感受。光华与世界接轨的教育体制使她有机会向国际学者学习、合作，建立起国际化的人际网络，增加对北美大学教育体制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光华的教育水平、她的研究成果都与美国的学校、学生等量齐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招聘学校对她教育背景和教学能力一些顾虑，为日后的成功受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很值得一提的是，曾玉萍周围的老师和学生都成为了她很有价值的资源。她有一个有学术影响力、很国际化、很支持她的推荐人“团队”：博士论文导师武常岐教授，在Fisher的指导老师Shenkar教授，前光华教授、论文副指导老师、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德音教授，滨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在韩国大学(Korea University)任教的Sea-Jing Chang教授。这些老师都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都有文章发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招聘负责人对她研究能力的顾虑。此外，Fisher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也给与了她许多帮助，令她非常感动。

曾玉萍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使有关中国主题的研究在管理学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不管是在教育合作上还是在招生上，越来越多的美国学校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SIUE每年都有去中国的国际学习项目，因此他们很看重曾玉萍的中国背景。

除了以上几个因素之外，曾玉萍对于新的社会和文化的迅速接受和融入能力也很重要。在Fisher大学里，曾玉萍经常与同系的博士生一起参加活动；她还有一个很好的host family。使她有机会去接触并融入日常的美国人生活，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文化。当然，刻苦学习英语是无需赘言的了。

好事多磨——六个月超长版“面经”

曾玉萍介绍，在美国求职的过程大约用了6个月的时间，是很普遍的时间长度。“求职的过程总的来说费时、费心，但很锻炼人。回想一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记得刚开始准备简历的时候，我连美国高校的招聘程序都不知道。”
美国商学院的管理学专业典型的招聘程序是：首先，在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等学术组织的年度会议（一般在夏天）之前，学校利用学术组织的网站发布招聘信息，求职者也可以上传个人简历；随后，年会期间举行会议面试，求职者一般要提前与学校预约；在秋季学期，学校将审核、选拔候选人参加校园面试，一个职位三至四人；最后，招聘学校向求职者发出通知。

曾玉萍的求职历程开始于2007年7月。因为回北京参加论文答辩和毕业典礼，她没能参加6月的国际商务管理学会的年会。7月中旬回到美国后她开始准备简历、预约面试学校，准备参加8月在费城召开的美国管理学年会。预计到没有美国教育背景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她联系了许多学校，最终预约到20多个会议面试的机会。几次面试后，她发现大部分人不了解北大光华的教育模式，于是她专门准备了特别介绍，并在申请材料中也加了一页有关北大和光华的简介。

从8月中旬到11月初，曾玉萍陆续地向已做和未做会议面试的学校寄去申请材料。虽然许多材料可以通用，但申请信还是需要有针对性，因此她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另外，有些学校要求推荐信随同申请材料一起邮寄，所以也要请她的几个推荐人按时寄去他们的推荐信。

从10月中或11月初，招聘学校陆续开始审核申请人的材料。一般这个阶段的审核结果包括三种情况：向几位最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发出校园面试的邀请、保留另一些符合要求的人作为下一轮面试的备选、向一些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寄出拒信。也许是好事多磨，从那个时候起，曾玉萍开始陆陆续续收到拒信。开始的时候她并不太在意，觉得自己申请了很多学校，应该是有希望、至少有机会去校园面试。可是后来拒信越攒越多，她的自信心也一点一点的受挫。12月是最焦心的一段时间。虽然有几个电话面试，可是后来都没有会进一步的消息。12月底的时候她所访学的Fisher商学院的一个博士生也拿到了聘书。看着申请学校的列单上剩下的学校越来越少，她觉得很是有些气馁。

1月初时，曾玉萍收到了SIUE（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话面试通知。因为以前的电话面试常常都没有下文，所以她对这次也没有报很大希望。放下了思想包袱的她，跟面试老师通话的时候很放松，聊得很自如。出乎她意料的是，一个多星期后就收到校园面试的预约通知。通过之前对SIUE的考察，曾玉萍知道这是个相当不错的学校，再加上这是她拿到的第一个校园面试，所以决心全力去准备。但是从定好时间到正式面试之间只有一个多星期，而且她当时还在Fisher教一门课并辅助Shenkar教授教一门课，所以准备面试报告PPT的时间很紧张。“说实话，当时真的有些拼命的感觉。”

一般招聘学校会安排老师接送机并负责食宿，所以从下飞机到返程前整个过程都算在面试之中。正式面试包括一个1小时15分钟的面试报告以及跟近10位老师（包括学校的教务长，商学院的院长和管理系的主任）的逐个面谈。面试后一个星期，也就是2月14号，她收到了SIUE商学院管理系的系主任的口头聘书，第二天收到了书面合同。在对合同中的一些细节进行确认和协商后，她接受了聘书。至此她的求职历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美国学校很讲究应聘人和该学校之间的匹配，而校园面试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招聘学校和应聘人之间相互了解对方，以获得最佳匹配。曾玉萍觉得，自己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此。之前她只知道SIUE是个不错的学校，面试之后，她真正感觉到自己很喜欢SIUE。一方面从学校的情况来看，她认为有三点让她感到非常满意：第一，SIUE商学院在教学和研究上的规范——曾获得国际商学院的权威认证机构AACSB International的认证。学校对教师的教学和研究任务有很好的平衡，对研究也有较多的支持。第二，SIUE是一个成长很快、很有潜力的学校。虽然只有50年的历史，但因位于伊利诺斯州和密苏里州的交界，又离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圣路易斯很近，近些年来的发展势力很好。第三，SIUE的人文环境很好。她问面谈的老师们感觉在SIUE工作如何时，几乎每个人的答案都是“I love it!”。此外，在面试的过程中，她发现她的背景与SIUE的商学院也很匹配：在Fisher教的课程正是SIUE新招教员上的课，而所用教材完全相同；SIUE每年都带学生去中国，她的背景很有利于他们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她的研究跟SIUE的一位教员很匹配——双方都很喜欢对方的研究，也觉得以后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

“虽然已经拿到聘书，但是6年后能否获得终身制（Tenure）还取决于我这几年的研究、教课和服务(service)的成绩。”曾玉萍说：“接下来一个主要的打算是在研究上有所进展。一方面，我要把博士论文的几篇文章修改后投出去；另一方面，尽快完成与这边的老师和学生的合作研究。还有一个主要的计划是提高教课的方法和质量。美国大学对教课的质量要求很高。我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在教课方法上都需要提高。”

师恩难忘：平易近人的“微笑院长”

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战略管理系主任武常岐是曾玉萍攻读博士期间的导师。作为武老师的学生，尤其是他在北大的‘开山弟子’，除了在学术研究上的积极引导，曾玉萍更是体会到武老师的敬业精神，以及在各种头衔之外的出于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包容和支持。

曾玉萍刚进入光华的时候，光华刚刚开始尝试采用美国的聘用制度和博士生教育体系。她那一届还没有国际博士生项目(IPHD)，所以除国家每月很少的补助外和做助教之外，博士生们没有其他收入，因此许多同学、包括她本人都需要在校外兼职赚钱。“武老师知道我们的补助数额和我们兼职的事后，非常吃惊。在我选他做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后，武老师聘我做他的助研，在经济上给予我补助以让我专心做研究。武老师一方面在生活上给予我支持，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引导我将学术研究作为职业目标。”

曾玉萍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横向并购，研究的样本是中国啤酒行业中的并购活动，而青啤是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武老师介绍她认识了在光华读EMBA的两个青啤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并亲自与她同去，她才有机会去做一些实地调查和访谈，见面并了解青啤并购过程中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构想。

2005年7月，曾玉萍从加拿大参加国际管理学会回来时，刚好和武老师坐同一个航班。坐了十多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学校时她唯一的想法就是睡觉。可是，武老师却直接回了办公室，这令她非常受触动。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曾玉萍回忆，“2005年年底，我和武老师一起去为2006年国际商务学会将在北京召开的年会，联系、洽谈宾馆。由于预计在一个宾馆里需要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请出租车司机在外面等我们。但是因为宾馆负责人有事耽误了一些时间，出租车司机因等不到便走进宾馆找我们。我看到他时只是说了一声‘请再等我们一会儿’。可是武老师却从坐位上起来走过去跟那个司机师傅道歉，说让他多等了，麻烦他再等一会儿等。我当时真的觉得很惭愧。我想武老师这一点并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

“作为博士期间的指导老师，武老师在各个方面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宽容和谦和是我从武老师身上学习到的、对我未来人生都很有价值的两种品德。武老师曾说过‘live and let live’（尊重别人的行为方式）这句话，它将成为我一直遵行的行为准则。”曾玉萍这样表示。

它山之石——曾玉萍眼中的中美教育比较

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的物理、数学等理科的成果和人才更容易被欧美国家所接受，人文社科方面则鲜有成果和人才被认可。那么，曾玉萍的所谓“零的突破”有何特殊意义吗？

曾玉萍认为，不管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科，大学教授的基本职能是创造知识和传输知识。科研成果的跨国传播和科研人才的跨国聘用取决于我们所创造的知识的通用性和可交流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能够受聘于美国大学只是表明管理知识的通用性。同时，她也承认，与理工科相比，人文社科的研究和教学更受所处社会背景的影响，因此，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和人才的跨国流动相对受限。我们国家具有与欧美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制度体系，因此基于我国背景的研究和在我国制度下成长的人才很不容易初欧美国家接收。另外，包括管理学在内的一些人文社科领域起步比较晚，我们需要时间向欧美国家学习和获得欧美国家的认可。从这个角度而言，她的受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国家的管理学教育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向国际社会证明了我们的教育质量。

在曾玉萍看来，国家的优秀研究生公派留学项目将会是我国教育体制和西方教育体制接轨的一个重要突破，也是让西方国家认识和认可我们国家研究教育的一个很好的开始。

在美国期间，她遇到过一些通过公派留学项目出国的博士生，她认为他们都很优秀，也很积极的参与课程和研究活动。她相信出国访学的经历会为他们以后进入国际学术领域提供很好的平台。

她表示，以自己对美国教育体制目前的了解程度，还不能很全面的去评价美国的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优劣。但是根据她在国内的读书经历和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的访学经历，她认为美国大学的机制至少有四个方面很值得我国大学借鉴：第一，教师的升职和报酬制度。在美国大学里，老师职称(从assistant到associate,从associate到full professor)评审是基于一套公开的评价标准。每个教师是在跟这套标准竞争，而不是和其他同事竞争。这就避免了评审过程中被掺入人为的因素，避免同事之间的纷争。第二，行政和学术职务的分离。美国的大学里一般行政职务和学术职务是分开的。比如系主任主管系里的行政工作，而系里的学术主任(Academic Chair)主管学术工作。教授们会有一定的时间花在非学术的服务工作上（service），但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学术研究和指导学生上。相比之下，国内的大学里行政职位和学术职位“两体合一”的体制，会使得教授们在指导学生研究上的时间受限。第三，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的数量与质量上的权衡。Fisher大学的管理系的各个方向（国际商务、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每两年招一次生，每次招两个学生。因为学生数量较少，师生比比较高。每个学生能够有比较多的机会跟老师讨论问题和合作研究。而国内大多数高校每个博士生导师要同时指导很多学生，每个学生能够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第四，博士生的奖学金制。美国的博士生一般都会拿到足够支持其生活的奖学金（虽然有些奖学金是需要做助教或助研），因此他们可以更专心在学习和研究上。而在我国，现在除个别大学为博士生提供奖学金外，大部分的博士生在面临生活压力时还需要到校外赚钱，所以投在学习和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相对有限。

采访临近结束，回首自己的成长经历，曾玉萍强调：“我最想与学弟学妹们分享的就是：身边的每个同学和老师都是你最有价值的资源，一定要珍惜他们。”

     李扬帆老师在《晚清对外关系中的历史与人物》课上谈到了“民族的血性”。何谓民族的血性？李师曰：肯为正确的事情（或者自认为正义的事情）而付诸“野蛮”的行为，是为血性。又补充了一句：现在的中华民族是没有血性的。

     血性的缺失折射出来的是传统价值观的破灭。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千年以降，士大夫的精神与思想，一直是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被视为这个东方国家道德观念中，最崇高的情操。”何谓士大夫？士，士人也；大夫，就是做官的人。（关于士大夫的定义颇为复杂，士和大夫的其中一个概念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职的等级序列）什么又是士大夫？《战国策·赵策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雠矣。”肯为知己者死，是为“士”也。什么叫“肯为知己者死”？就是说，你走过来对我说：“请把你的命给我。”我眼睛眨也不眨一下，把头给你。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为了“大义”。

     听起来好像有点血腥。真有人能做到吗？答案是：有！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义士”并不少见。比如这位樊于期将军：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于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于期仰天太息，流涕曰：“于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于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不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抽，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于期偏袒搤捥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史记·荆轲传》）我们可以把这段过程用电影的手法描述一下：荆轲说，“老樊阿，我知道你一直老想跟姓嬴的报杀父母之仇，也想替燕国解围以报答太子知遇之恩。不过秦朝那么多人，你怎么杀那魔头阿？”于期说：“是阿！急死我了。素闻兄弟你足智多谋，你给哥哥出个万全之策吧！”荆轲说：“哎唷，兄弟你可找对人了！就让我小诸葛给你指点迷津吧！”于期说：“愿闻其详！”荆轲说：“只要将军你给我一样东西，荆轲保证替你杀了秦王。”“什么东西？”“这样东西只有将军你能给我！”“什么？莫非……”“不错！正是将军项上人头！”于期一听，眼前一亮，转身取出宝剑，一手拿剑割下自己人头，一手交到荆轲手中（注：这个动作来自李老师讲述），“兄弟，拜托了！”说完，他就倒了。

     看见没有，这才是士！太子丹对他有知遇之恩，嬴政对他有杀父之仇，因此，杀嬴政报答太子就是“义”，为了这个“义”，樊于期割下自己头，眼睛都不眨一下。在整个中国古代，这样“为知己者死”的义士非常之多。虽然到了后世，日益文明，不至于动不动就割自己脑袋这么血腥，但那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士大夫”的气节却从未减少过一分。从背负着“精忠报国”，时刻准备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岳飞，吟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的秋瑾，及“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姑且不论，他们是忠于“君”守于“礼”的士大夫，还是为民族献身、呐喊的仁人义士，这种民族的血性在过去的中国人身上代代相传。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卧薪尝胆”、“汨罗投江”的故事也反映出古代中国民族那一种特有的侠义浪漫的江湖气质。

     日本民族的文化来源于中华文化，古代中华民族的礼义与血性在日本发展出了“武士道”精神，一直到今天，都根植在大和民族心中。近日读《德川家康》，发现日本战国时代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原来那正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一次‘翻版’。那个时代的武士肯为“义”而死，大名进行的是“义战”，无论是信长还是家康都是为了拯救苍生、平定天下而战。（好想有点虚伪。。。）而在近代，甚至二战之后，日本民族都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能量与韧劲。客观的说，日本对于促进东亚的崛起功不可没。当然，并不是说日本的“武士道”就好，那种为主君毫不保留的舍命忠义精神到最后造成了日本人人格上的分裂，“尚武”精神和日本近代以来对邻国数次野蛮的侵略也大有关联。在此无意探讨种种是非，有人说日本人残忍，有人说日本人变态，有人骂“小日本”，我都承认，但你我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特质，是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继承下来不曾中断的，这种特质可以将大和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轻易区分开来。这种特质是什么？就是日本人的血性。

     日本人文化从中华来，语言从汉语来，宗教从中国传入，甚至人种都是万年前冰川未化时从大陆走过去的。但是，近世以来，日本民族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都与中华民族渐行渐远。终于有一天，将老师中国轻易打败，而且还不是一次。不服气不行阿！即使今天，日本经济也比我们强（不过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日本则低迷），政治远比我们民主，公民素质比我们高，足球踢得比我们好。

     我不是在此妄自菲薄，而是希望国人能心平气和地正视一些问题，即使是在经济一片大好的今天。有时想想，事情真是奇妙。上个世纪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争论是否要“全盘西化”，甚至到了今天，很多人还对中国加入WTO感到恐慌。但李老师说得好，有什么好争的，我们早就“全盘西化”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彻头彻尾的洋玩意吗？一直以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自居的我们，在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于丹讲个《论语》大家都觉得新鲜得不得了，一时间恨不得洛阳纸贵。《论语》长时间高居图书大厦榜首，成了畅销书。一方面，全民族读经典应该肯定。另一方面，你不觉得这是民族的悲哀吗？试想想，在美国找个人在电视上讲《圣经》，会有这么轰动吗？倒是真的“全盘西化”的（日本是从明治时代主动地西化，英明地提出了“脱亚入欧”设想）甚至被美军占领过的日本，文明和价值观从未断裂。天皇还是那个一脉相承的家族，“武士道”精神没有被消灭，和服依然是最正式的服装。“京都”也近乎保持着古老的原貌。变的是政治制度，教育科技水平，以及现代民主精神。请问：到底中国和日本，谁“西化”得更厉害？谁的传统保留得更好？

     革命来革命去，革了别人的命，也革了祖先的传统。现代的中国人忘记了什么是义，什么是信，恐怕只还记得利。现代中国人是没有血性的。有人可能会说：怎么会呢？网上不是经常有人喊着反日吗？大家不是天天盼着收复台湾吗？美国炸咱们使馆的时候大家不是群情激昂吗？这不是血性，也不是志气，更谈不上爱国，说好听了是民族情绪高涨，说不好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跟着瞎起哄。真有多少人是关心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真有多少人身上还保留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不禁要问：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没有血性？价值观为什么缺失了？（李老师说得好：现在很多人心中会有疑虑：我该去多挣钱吗？我应该帮助别人吗？这些本不该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会让人困扰？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混乱的。）原因有很多，历史遗留的、制度造成的、文化底层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中国人丧失了“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今天，我才明白我的一位同学当年来北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清华瞻仰王国维墓碑这件事的真正含义。在清华园里，有一位中国近代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长眠于此，他就是王静安。王先生的墓碑掩映在绿树杂草间，显得是那么的不起眼，但墓碑上由陈寅恪先生题写的铭文却一直昭示着后世所有研究学问之人。我节录于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后来又说：“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仅仅是一切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更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坚持的精神皈依。可是，我们现在的学生往往缺少怀疑的精神。不是简单的二分法，就是人云亦云。其实这不能怪学生，很大原因要归咎于我们的教育制度。考试要求标准答案，教师要求树立绝对的权威形象，教学的内容是不容辩驳的。开始，我们还会怀疑，还会争论，慢慢的，我们也就习惯了这套学习的规则。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试卷上一个词解释错了，拿着《现代汉语词典》找老师理论，竟被斥为“钻牛角尖”。在这一“驯化”的过程中，求知思辨最大的魅力被滤尽，剩下的是毫无生气的条条框框和说教。教材则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不仅严重脱离实际，而且很多内容本身就是错误的。

     举个例子吧，小学教材《长城砖》这篇文章，有以下文字：“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散文的作者为刘厚明。在太空中能看到长城的说法流传甚广。曾有媒体称，美国宇航员说在月球上看到的长城“像条黑色的蚯蚓”。对于这段叙述，从来都是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题材，从来没有人去质疑它的真实性。可近来包括杨利伟在内的专家已经指出，月球上是不可能看到长城的。因此这篇文章中的内容是谣传。

     长期以来，“爱国主义”和政治说教成为我们教育的主旋律，一切真理、事实、逻辑都居于爱国主义之下。仿佛人们觉得，只要是爱国的，瞎编乱造也没什么不可以吧。在今天，意识形态的威力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强大，但“政治思维”的遗毒还是无处不在。在西方社会，“探求真理”是至高无上的，“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如果说一个人YOU LIE，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而我们则长期停留在“自我验证的预言”的怪圈中，用我们接受到的错误的知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的世界：不怀疑，不思考，不证明。

     所有人都知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八国联军突然攻进北京的原因？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义和团在大白天就把人外国使节杀了（这不是恐怖主义吗）？

     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吧，几乎每个刚上北大的学生上过历史系的相关课程后，都会觉得有被“洗脑”的感觉，因为这和中学学的也太不一样了。而历史系的老师也感慨大学生想真正学好历史需要先破掉中学学到的“伪历史”。中学历史无非是两条主旋律：阶级矛盾和爱国主义。近代以前，我们是封建社会，存在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近代以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因为共和国的建立是农民起义的胜利，因此中国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都是正确的，都是历史的进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地主阶级都是恶棍，各种乱七八糟的矛盾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社会是历史必然。。。很多东西你是不能问为什么的，因为根本就不是经过严密的推理得到，更经不起事实的检验。那天上李老师课，讨论了中国甲午战争为什么输给日本的事情。第二天上一门经济学课程，刚好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底下有同学答：因为李鸿章是卖国贼。因为慈禧太后把钱用来修颐和园，没买炮弹。真让人哭笑不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就是因为没有强硬地打仗，而和日本人谈判？就是因为李代表的是清政府的利益？没办法，教科书就是这样教的。教科书上的李鸿章不是真实的作为那个时代人物存在的李鸿章，而是为了某种目的、为了说明某个事情“塑造”的李鸿章。

     历史不再是发生过的历史，而是当代人为了自己目的、验证自己的理论的“材料库”。历史事件被精心地断章取义，历史人物被从历史舞台上剥离后精心塑造，我们学到的就是这个完全覆盖在意识形态之下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这些学到的知识根本不应该叫知识，而是别人的，是政府的“意识”。

     要么爱国，要么卖国。爱国的是好人，卖国的是坏人。民族英雄被人尊敬，卖国贼万世唾弃。多么简单的二分法。遗憾的是，这种典型的“文革思维”却是今天很多人的思维方式。林则徐怎么评价？答：爱国的民族英雄，因为禁烟！但林则徐也镇压过农民起义，还死在路上，怎么算？这。。。犯难了，干脆标为小字忽略不计。或者算作人生的污点，解释为人无完人。其实，林则徐就是一个典型的具备“士大夫”精神的忠君护国的官员，他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的。作为封疆大吏，镇压作乱的暴徒有什么不对？真正值得研究的是作为林那一时代的中国士大夫，头脑中还停留着天朝上国的概念，当面对强大的外国军队，当开眼看世界后，那种惊恐与不解。林将自己收集的材料交给了魏源，而魏源据此写成了名作《海国图志》。魏成此书后，不敢出版，因为外面的世界带给他的震撼实在太大了。当他得知英国的“巴里满”制度（就是议会），内心受到的震撼简直无法想象。有趣的是，魏源的书被当作禁书随商船去了日本，成为了日本近代启蒙的读物。日本文化始自中华，而明治维新竟也源于中国人的一本书。

     历史是复杂的，人物更是立体的。我们首先需要尽可能还原历史本貌，研究历史事件究竟为何发生，以及种种事件的关系。对于人，简单地做一个判断是好是坏，毫无意义，我们真正应该知道的是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如何活动在历史舞台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又是如何。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物与众多的事件，我们需要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而面对已有的理论和学说，则始终保持思辨怀疑的态度。这才是学术进步的源动力。林毅夫老师说得好：“当疑处则疑，不疑处则不疑。”对学问就是当疑处必疑，对人（如谈恋爱）则是尽量不疑。林公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对于中国未发生工业革命的解释、传统的东亚经济奇迹的解释、中国的“自然灾害”时期大规模减产的原因（其实我很不愿意使用“自然灾害”这个称呼）等诸多已有的假说进行怀疑，依据严格的推理和事实检验，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假说。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与“民主”。在我看来，科学是“器”是“技”，“民主”是“体”是“神”。我们现在科学发展得很不错了，经济建设的成就很大，但民主建设则非常缓慢。我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壳”，有点像了，但里面还是过去的那些东西。为什么中国人这50年出不了大思想家，出不了诺贝尔奖，一方面跟历史时期和机遇有关，更主要的还是我们整个民族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民主精神。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简单的说：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当有一天，中国人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而不是用政府的或者老师的别人的“脑子”，当追求真理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的精神准则，那就离真正的民主不远了。

     最后，用李扬帆老师课上讲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在我找到的所有当时的书信往来资料中，英国开始并没有军事侵略中国的意图。而英国最终发动“鸦片战争”也是在议会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得以通过。对中国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英国竟然是以议会民主的方式通过的，这是多么可悲而又让人震撼，因为这场战争在未打前已经分出了胜负。这是制度的完胜！甲午战争亦是如此。

                                                                                          2008年3月22日于42楼

　　今天，档案的问题暂时告一段落了，从就业指导中心取回了三方。三方中的第三方已经盖上了红章，至此，这份“卖身契”算是正式生效了。

　　感谢朋友们的大力帮忙，帮我进行了很多咨询。但无奈我国政策这种东西，实在有点“看不见摸不着搞不明白”，就在“众说纷纭”之下，我准备带着未知上路了。其实，档案问题只不过是未来生活的一个折射，未来有太多的不定。没有必要把未来的事情考虑得太清楚，想得太多自寻烦恼。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大踏步向前就是了。

　　今天，和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聊了很久。从家庭到工作，两位老师和蔼、亲切，给了我很多建议。我之前还脾气暴躁地错怪他们，这里我要向她们郑重道歉。（想到前年自己和南阁的老师因为出国的手续问题吵架。。。后证明是我自己不对。我也要向那位老师道歉！）以后工作了，要好好改改自己这个冲动的毛病。北大的老师真好阿，对学生很负责！之前应该和她们多聊聊的。

　　偶尔，会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质疑。我还是很想第一份工作去一家世界500强的外企的，希望能学习最先进的理念，拓展视野，获得良好的BUSINESS的感觉。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工资多少钱，职位有多高，而在于你站的平台有多大，你站的起点有多高。这与你的大学一起组成了你未来工作的源动力，推动着你这艘火箭向上升。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第一份工作最应该干的。但知识和能力的学习取决于你自己，而视野和心境则来自于你的环境和你的同事以及领导。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份工作在一个优秀的公司或者组织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和师妹聊天我也谈到，很多人不可能知道自己适合或者喜欢干什么。就像一道菜，你不尝怎么知道是否喜欢？所以，不用为怎么选择而苦恼，如果你自身条件不错，就拼命去最优秀的企业、最好的行业就对了。也许你今后会不开心，或不适合，但你至少不会后悔。而且，你的视野和心境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一个武学修养很高的人也许更适合练剑，但跟错了师傅，跟了著名的刀客，但内功修为却是一样的。

　　难就难在什么叫最优秀？什么叫最好的行业？当年考大学最容易，只有清华北大：没的的选！今天，各类企业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我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口碑”和知名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习。

　　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激情，说白了就是“拼命”。趁着年轻，学习、学习再学习。今天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将来的收益大很多。你可以想像一条斜率不断减少的上升阶段的曲线。

　　话又说回来，虽有强烈的“外企的情结”，我相信交行给我提供的培训和境外实习可以为我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管培的职位给我很大的挑战，我也很喜欢交行的人，比如一直负责我们面试的傅老师。况且，这个项目也是交行和汇丰合作的产物。想起一个高层领导对我的话：来交总行是我的最佳选择之一。努力吧！努力！

                                                                                            2008.3.12

     早就耳闻PCA是北大的几个精品社团之一。抱着学习和考察的态度，今天去参加了PCA的迎新大会。很受震撼，也非常有收获。PCA确实是“精品”社团，他们完全按照“咨询公司”的标准去建设社团。他们有着完整的一套标准：从LOGO的配色、字体、大小，EMAIL邮箱的命名原则，PPT模板，细致入微的章程，到简洁的网上报名系统、高效的项目负责制、会员考核记录系统，都有严格而统一的规范。以我不多的社团经验看来，这确实是北大少数几个称得上专业化运作的高水平学生社团。也正是因为有如此严格的标准和规范，保证了社团运作的高效，据说他们上学期平均一星期举办2次活动。这不得不令人惊叹。

　　优秀的社团造就优秀的人。北大咨询学会有着良好的内部培养和晋升机制。今天的几名负责人都是长期在学会工作并且表现出色而得以提升的，会长更是已经在学会工作了3年。他们的着装和演讲都比较专业，符合商业规范。小琪、张莹、会长小乔和前会长张晶的演讲令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优秀毕业生”张晶同学。根据他们自己的介绍，这些东西是在PCA学到的。

　　在我看来，PCA之所以成功，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们有严格、统一的制度和规范，二是吸引了一批优秀的肯为之付出的人才。而这两点都统一在学会的清晰的理念下面：立足咨询，追求卓越。我不知道是谁第一次提出这个理念，非常非常精彩！

　　我认为，咨询是处理问题的工具（各种知识、框架、表格等），更是一种人生态度。PCA以及会员们正是用“咨询”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去建设学会，才会取得这么大的成绩。

　　我认为：优秀的企业可以教给员工知识，一流的企业可以教给员工常胜的策略，而只有超一流的企业能感染员工的精神，并影响其人生的态度。

　　咨询的生活和职业发展虽然光鲜，但我个人对咨询并不十分感冒，找工作时一家都没有投过简历。（不过之前曾在新华信实习过。当时也是感受到做给客户的PPT要求是多么严格，图片都要同等大小）一方面因为自己英语不够好，另一方面觉得自己更喜欢在实业里一步一个脚印去发展。我欣赏的是杰克韦尔奇和比尔盖茨那样的CEO。（从实业做起既可以详尽了解一个行业，积淀经营企业的“感觉”，也可以获得一种对自己企业的归属感。咨询、四大类因为是乙方，不容易有归属感）但我认为，咨询的工作方法和标准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如果人生中做每一件事情都能以此为标准，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事无大小，务求尽善尽美。

　　我在北大有一个遗憾：参加过很多社团，组织过不少活动，却没有深入任何一个社团，更没有机会亲自领导一个社团。本科时候不知脑子出了什么问题，生活非常封闭，研究生则委实没有时间和那种激情。所以颇有些后悔。后来每到社团招新的日子，我都喜欢挤在熙攘的人群中，从三角地经过。我喜欢那种热烈的气氛，那些孩子们专注的眼神让我感动。

　　去年组织过一个香港的和UNESCO的活动，有机会和YEA合作。虽然也算参与和负责一个项目，但却和YEA的孩子们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仅仅是为了做成一个活动，是功利的，而他们做事是因为对YEA的感情和社团的责任，是无所求的。打个比方，我不过是个债券方，而他们是股东。

　　有人说，在北大最好的伙伴除室友外，也许并不来自你本系，而是那些社团里与你一起奋斗、一起腐败、有共同理想的弟兄姐妹们。

　　因为我自己个人性格问题，喜欢静多过闹，腐败K歌都不热衷。我最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所以我在社团里并未做得非常深入。我也从没有那种“社团是第二个家”的感受，没有把一个社团从小做大的“创业”的经验。但仅仅这些有限而庞杂的经历，让我交到了很多非常好的朋友。而后来的PG俱乐部更带给了我巨大的快乐与众多朋友。

　　其实最难忘的是大一、大二时在团委的一段经历。虽然我有些偏激地不喜欢团委这种官僚组织（比较起来，北大团委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他们为学生们做了非常多的活动，比如十佳系列。没有他们，北大的活动也许不会这么多姿多彩。只是个别人官僚气重了些），但恰恰是在团委，我遇到了一批让我难忘的朋友。我大二时本已决定隐退，无奈拗不过朋友的邀请，勉强在新团当辅导员，负责1班。班里集中了近10个刚入校的新生团支部书记。有书予、张蓬、樊敏、小宇、杨璇、梦茜、玉龙、雅雯等人。名义上是辅导员，除了第一次活动在静园草坪假模假样给大家做了一次入学培训外，实际没做什么正经的事情。但书予是个很有能力和抱负的女孩。她把这些来自各个系的同学聚在一起，组织了很多活动。我们一起学习、上自习、一起出去玩、一起腐败，还自编自演了搞笑版音乐剧梁祝。后来，这些好朋友们都在系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书予还当上了院学生会主席，樊敏现在都是樊老师了。今天，他们有的在读博士，有的出国了，有的已经工作。年前和书予吃饭，聊了很久。经过支教的历练，她更成熟了，也更有魅力了。在我心里，她真的是一个很有LEADERSHIP、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子。

　　回顾整个大学生活，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就是书予他们为我做的。记得那年我生日，是周二。书予带着大家提前几天为我准备，他们连夜赶制很多张手绘的图画，然后在我生日当天早上贴满我去上课的路上：三教走廊里、教室门口、教室外面。他们画了好久，画了好多，都是一笔一笔亲自画上去的。他们仅仅为了让我一路上都能感受到祝福，让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是我生日。但非常可惜的是，大多数画都被打扫卫生的工人当小广告清掉了，我只看到了一张。惊喜还在后边，中午我收到张蓬的短信说我中奖了，要去一个神秘地点领取。到了指定地点，张蓬拿出了大家为我精心准备的千奇百怪的礼物（记得有一块肥皂，呵呵）。晚上，我去南配殿上音乐课。下了课，外面已经漆黑一片。我一个人静静地往宿舍走。突然，一个亮光在我眼前跳动。原来是书予手捧着一个插着蜡烛的蛋糕。张蓬、杨璇、雅雯、樊敏、小潘他们所有人都来了，他们为我齐声唱生日歌。那一刻，我被一种巨大的幸福笼罩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幸福。谢谢大家！我真的好感动。这也是我25年来过得最快乐的一个生日。

　　如今，大家天各一方。我，也要离开这个园子。但那张画，那份情，将永远跟随着我。唯愿大家一切如意！

　　从PCA迎新想到了过去的故事。

　　最后，我想对师弟师妹们说，如果有机会，去一个自己喜欢的社团，好好干吧。我相信张晶的话：那里可以学到知识，那里可以成长，那里可以找到你一生的伙伴。

　　这就是社团的魅力。这就是北大独有的“百团大战”！　　

　　很长时间了，我不快乐。即使签了工作。　　

    今天听周老师讲《中国佛教史》，谈到“菩萨”是一种修行的状态。这几天来，我一直像一个北大最普通的学生那样去生活，觉得充实而快乐。突然发觉，其实活着也是一种状态。　　

    太长时间，活在一个个目的中。赚钱、出国交换、做学生活动、找工作，那段时间，似乎做每件事情都要问自己做完这些可以得到什么，却唯独没有问自己是否快乐。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单纯的快乐是什么，以为自己不断努力，得到想要的东西就是快乐。可是，这种快乐就是你打开了一扇门，发现门里面还有一扇门，你就是这样不断去开启人生的门，快乐的价值也就是不断追寻、前进，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其实永远得不到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是一条射线。另一种快乐则简单得多，就是你静下心，聆听自己此刻的感受。快乐即快乐本身。这种快乐是坐标上一个一个的点。　　

    在北大七年，体验过各式各样的生活，唯独怀念大一的时候。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出没在各个教室，聆听任何自己想听的课（那时候通选课是不计入保研排名的，因此，不用像现在这样费劲心思选择给分高的）。会起个大早占座，把各种笔记本、书都用上。会上自习到繁星满天，从小四教的厕所跳出去，然后很满意地哼着歌裹在一大群人里回宿舍。我会在45甲的自习室深夜写大字，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背上书包去早课。那时，真的很快乐，上过的那些精品通选课程至今难忘：阎步克老师的《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刘老师的《组织行为学》、萧国亮老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吴鑫基老师的《现代天文学》、数学学院院士开的《现代数学简介》，以及后来上过的《心理学概论》、《文化地理学》、《中国哲学史概论》、《基督教历史》、《美国史概论》、《近代史》、《现代建筑》、《生物学导论》、《人类学导论》等等等等，还有结识MM的老严的《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其中最受启发的课程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说起这门课还有一段插曲，当时要现场抢选（有点像菜市场。不是现在网上抽签）。这种精品课竞争实在激烈。我抓住了最後一个机会，补退选的时候，天天守在电脑前，就在最后一天的早上八点，一个同学退课，系统显示空位，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选上了。从此，每堂课，我都和向庭坐在电教334右边的最前排，听阎老师评述中国历史的制度变迁。这堂课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最奇特的课是《现代数学简介》，我估计很多现在的北大人都不知道这门课。这是一门公选课（当时区分通选和公选），六早上八点上。每一周由数学学院的院士讲解一个当今数学的重大课题。这些老先生神采奕奕，极有人格魅力。他们的讲解深入浅出，连我这种理科白痴竟然都听懂了“浑沌”。我很有福气，把数院的院士都看了遍。最感动的老师是年逾80的老严，德语系退休后回学校讲授《贝多芬》与《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至今10余年。每天骑着一辆小车往返学校，在南配殿给我们播放他珍藏多年的CD。我有幸去过先生家里，那是一座南方风格的两层小楼。楼梯很陡，先生房间在二楼。里面陈设极其简单，一个写字台，上面放一个小音响。但墙壁上则大有文章－－三面墙上都装满了先生几十年收藏的CD。先生的院子掩映在燕东园的楼房中。至今已有4年未见先生，希望一切都好！　　

    那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上课。虽然老师说上课其实是最偷懒的办法，不读原著听老师讲课无非就是听个热闹。老师说得固然对，但我独爱北大讲堂的气氛。当时还有一些课友，如大哥、向庭等。　　

    我本科毕业的时候，看到成绩单吓了一大跳。北大规定选修16分通选课，我选了几十分。而且，我大多数课还是旁听，没有选修。　　

    大一的生活是简单而有活力的。那些精品课程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大二之后去万柳了，人变懒了，事情多了，学生活动分心了，开始遇到感情问题了。研究生回到本部之后，对专业丧失了兴趣。枯燥的学术把我禁锢在了语言学狭小的区间，我几乎没好好上过一天课。再往后，满脑子想的就都是找工作什么的。　　

    看着自己日渐发福的身体，我发现活力、青春、思想越发离我遥远了。因为长期不运动，每天昏昏沉沉，腿像灌了铅。走在这美丽而热闹的园子里，却仿佛觉得一切与我无关，甚至连冷眼旁观的权力都没有，自己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幸运的是，较早拿到了心仪的OFFER，让我有时间梳理记忆，整理心情。当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我即将离开这片我挚爱的土地的时候，心头一阵惊颤。真的是最后一学期了！我应该做些什么？　　

    生活我要做回自己，做回曾经的自己，要真正为自己活一回。我不CARE BUSINESS，不关心OFFER，不羡慕投行咨询，我只羡慕那些正在北大最优秀的课堂里如饥如渴地吸收着知识的师弟师妹们。他们时最快乐幸福的。因为，这里是精神的圣地，是学术的殿堂，任何先进的学说、历史的评述、灵魂的碰撞，都可以在那拥挤而又热烈的课堂里找到。　　

     没有比在北大读书、上课更幸福的事情了。可惜，这几年我一直做不到真正静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我败给过懒惰－－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晚上躲在宿舍打游戏、上网或者睡觉。我曾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因为要做社团，完成不了作业；因为要实习，不能去上课；因为要找工作，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应聘类的书籍。总是即将失去，方知可贵，悔之晚矣。可是如果真要能够重来，我多半还会如此吧。有些事情终归要错一次的。　　

     我对北大的感情实在太深，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若要……除非未名水干，博雅塔倒－－当然是笑谈。没有一样事物能比北大更让我迷恋。这7年，像是和北大谈了一场马拉松般的恋爱。（这种说法最早在W兄弟那里听过）北大像母亲，给了我思想的生命；北大像爱人，给了我青春的回忆；北大像朋友，记录着我在未名湖畔的如歌如泣。不夸张地说，除了我的身体受之父母，我今天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北大给我的？包括我亲爱的女友。这个园子不大，但她却能承受、包容万千的世界，无数的思想活跃在这座圣殿，百多年来延绵不熄。湖边慢慢踱步思考的白发的老先生，讲台前挥斥方遒的激昂的年轻学人，图书馆埋首苦读的青年学生，三角地大声喊着招新的学弟学妹，这些活生生的形象宛如一个个音符组成了这首壮丽的交响曲。七年，不短，诉不尽我的回忆！七年，不长，我想知道的事还有很多。不论怎么说，在北大度过的7年时光，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如果你呼吸的时候，心里想着是为了吸口新鲜的空气，那往往会很急促。呼吸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忘记它的存在。读书也是如此。现在好了，终于可以像原来那样，没有任何功利之心，只是单纯地享受学习的快乐。　　

     我精心设计了课表，涵盖各个领域。要把那些没听过的课都去听听，多去听听其他系的课，拓展思维。长期研究语言理论，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这几天已经开始上课了。和大一、大二的弟弟妹妹们挤在理教大教室里（多数时是站着），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今天听了《中国佛教史》和《西方音乐史》。下课后，去操场打球。从来没有感觉这样好。眼中的世界又有了颜色，身边的人物也都鲜活了起来。舒坦！　　

     BACK TO FUTURE。这是希拉里竞选时的口号，暗指回到克林顿时代的繁荣。我想，我也要回到那个简单快乐的大一年代。　　

     最后，把自己的课表附上吧：）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厉以宁）、唐诗研究（葛晓音）、中国佛教史（周学农）、西方音乐史及名曲研究（朱秋华）、商业银行管理（李连发）、晚清对外关系中的历史与人物（李扬帆）、比较城市史：地图、形态与文化（李孝聪）、数学的思维方法与创新（邱维声）、博弈与社会（张维迎）、英国史专题（钱乘旦）、今日物理（张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陈苏镇）、西方美术史（丁宁）、中国传统建筑（方拥）、概率统计（董镇喜）、中级微观经济学（平新乔）、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阎步克、邓小南）、中国经济研究专题（林毅夫）

　　PS：今天是我的生日。祝愿老妈身体健康永远快乐！祝福老爸事业顺利！祝愿外婆寿比南山。祝福叔叔阿姨身体健康。祝福QQ拿下OFFER，每天开心。祝福老弟学习进步！祝福我亲爱的朋友们，愿你们一切如意！